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近代中国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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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其泰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6-17页

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摘要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在清代学术史上，武进庄存与于乾隆末年著成《春秋正辞》一书，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春秋正辞》是从重视义理的路数，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在乾隆年间，长期盛行的是以“古文经学”思想体系为指导而形成的专重严密考证的学术风尚，学者们竞相从事史实排比考辨和文字音韵训诂的工作。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则是与此明显不同的另一种学术路数，他所重视的是从义理层面对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进行解释。在历史上，从义理上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在两汉时期曾产生过两部名著，一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诂》。但是自何休以后，春秋公羊学说便再无人问津，从此消沉了一千多年。故此，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的出现，乃意味着公羊学派长期中绝之后重新接续了统绪，绝非偶然性事件，其中包括着多重历史信息，需要用上下贯通、把握源流变化的眼光加以剖析，并进而论述晚清公羊学何以形成双轨演进的格局以及因不同学术路数而产生的迥然而异的历史作用。

一、庄存与、孔广森不同的学术路数及其深层社会文化背景

（一）庄存与：重视义理阐释，求公羊学之正途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在乾隆年间撰成《春秋正辞》十三卷，他表明其学术宗旨是尊奉汉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学家的统绪，求公羊学之正途，这在清代有创始之功。

在庄氏之前，元末明初学者赵汸曾著有《春秋属辞》十五卷。其著述意图，是不满意当时学者只据《左传》解释《春秋》。赵氏认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1]。他意识到《公羊传》重视《春秋经》的“义”，这点应予肯定，但他不用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而是希冀通过文献学归纳“属辞比事”的方法，来推求《春秋经》之旨，这就未能找到探索这门学问的正途。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书名与赵氏仅一字之差，实则包含着性质的重大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公羊传》对鲁国君“即位”如何书法的解释。赵汸《春秋属辞》首条提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他说明，这一“书法”的规则是由文献学方法归纳而得来的。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见于《春秋》中十一条记载，赵汸认为：鲁桓、文、宣、成、襄、昭、哀七个国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继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庄、闵、僖四君元年，都仅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隐公摄君位，不行即位礼。”[2]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

然则，按庄存与的解释，这一记载却包含非常重要之意义。他说，《春秋》这样书法，不是隐公未尝践位、行礼。“公践其位，行其礼，然后称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隐公也。”进而说，这样书法，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按，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均无“正月”字样），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3]

庄存与这样解释，《春秋》中首条的书法，实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庄严治国，而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这些深刻的意义。

庄存与对《公羊传》首条记载，鲁隐公不书“即位”的独到解释，其意义极不平常，他在乾隆年间学坛中彰显了一种独具的著述宗旨，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的治学风格。乾嘉时期的学者们竞相以搜集、排比、归纳史料和注释字句作为才力的显示，而庄存与却专重从义理层面阐释儒家经典，以继承发扬董仲舒、何休的义法为宗旨，与盛行的学术路数迥然而异。《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等九类，是按照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学家法，将《春秋经》重要文辞按类归纳，逐条作出自已的解释。故此，他对《公羊传》开端“元年春王正月”极为重视，称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他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统率万民，四方之内正气充旺，邪气荡清，达到风调雨顺，万民协和，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四海太平的境地，王道得到完美的实现这番话。这就有力地证明：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为根本出发点，利用公羊学来宣扬王权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可逾越的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是公羊学说的核心命题，庄存与书中明显地尊奉这些学说，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公羊学的核心观点曾经被汉代董仲舒、何休大力阐发，而后来失落了一千多年，“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辞》中所论，真可谓是两汉公羊学大师在千余年后引起的回响”[4]。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论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任何人都不允许有违背于专制王权统一政教的行为。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此，庄氏特别加注，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意思是，上引这段话不是《春秋》一书中本有的内容，是董仲舒运用《春秋》大一统观点加以发挥的，在汉代产生了极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又如，关于“通三统”，庄氏的解释也有甚为中肯之处。他论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5]公羊学家根据夏、商、周三代实行“三正”，历法不同，而引申出一套理论：三代分别实行三种历法，新朝建立，就要确立新的正朔，规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饰的颜色，说明不同的朝代，制度上必然要有适当的变革。这就是“通三统”，由此引申出“改制”之说。公羊学家还认为，孔子所说殷代对夏代礼乐制度，周代对殷代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又有损益，“改制”的主张正符合孔子“损益”之说。庄氏又引用刘向所称“天命不独私一姓”之说，强调其说之积极意义：正如旧历法沿用既久误差过大即要废除，新的正朔将取而代之一样，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可能永远不变，“天命”有可能转授别人，让他姓做君王[6]。

庄存与还著有《春秋要旨》[7]，强调对《春秋》的理解不能“执一”，应该“知权”。“执一者不知问，无权者不能应。”反复申明要深入体会圣人之心、圣人之法，即领会精神实质，灵活变化。不可按照刻板的定例去理解，不要拘泥于具体的论断，墨守一、二现成的结论。他又强调《春秋》的义旨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礼法伦常，圣人对此有精心的安排：“《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是故《春秋》无空文。这些论述都有力地启发后人深刻地去理解公羊学说的政治性特点。

（二）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违背公羊义法

饶有兴趣的是，在庄存与完成《春秋正辞》之后不久，出现了孔广森所著《公羊通义》一书。此为清代第二部公羊学著作，因而对于引起学者社会注意和研究公羊学说，毕竟有些作用。孔氏不赞成《春秋经》要靠《左传》相辅才能读懂的说法，重申《春秋》“重义”的主张。他认为：“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8]孔广森针对当时盛行于许多朴学家中专重史事、忽视史义的观点，提出孔子据鲁史而修成的《春秋经》，所着重的是义旨。“经主义”“史主事”，二者性质相去悬殊。如果拿史书的标准要求《春秋》，责备它记载过于简略，那等于把“经义”全部抛弃干净！孔广森主张《春秋》“重义”，就这一项而论，同汉代公羊学者的看法是接近的。故此，他又强调唯《公羊传》最知《春秋》的义旨，《左》、《穀》二家则谈不上掌握“圣人制作之精意”[9]。孔广森《公羊通义》中这些主张，对于清中叶以后学者注意研究、重新继起这门千年绝学，应该说是有其一定的意义。

孔广森的严重失误是自立“三科九旨”，结果造成他迷信了治公羊学的正确方向。他是乾隆中期以后达到极盛的“汉学”阵营中的一员，所熟悉、所信服的是考订、训诂一类方法。用这种标准来看待公羊学，他极不满意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认为它们“支离”“拘窒”，毫不足取，故弃之若敝屣，另来一套。公羊学说核心内容之一之“通三统”是阐述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沿用不变，孔广森对此不理解，他拘泥于训诂学的解释方法，只把“通三统”解释为三种历法的演变，故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由于孔广森是用古文经学家文字笺注的方法来治学的，“通三统”这一公羊学家宣传历史变易、政治上必须实行“改制”的学说全然不见了，只剩下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的演变，而且他所理解的是循环变化，这就严重违背了公羊学说的本旨。

公羊学原有的“三科九旨”，是何休依据西汉胡毋生、董仲舒传授的理念，加上自已钻研而总结出来的。它包括：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徐彦所引用的三科九旨，内容虽未见完整，但它鲜明地体现出公羊学说的政治性和变易性的特点，代表了公羊学的真谛。但是，孔广森却不守何休的解释，自立“三科九旨”，倒退到赵汸的水平。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10]。

我们只须拿孔氏的第一科“时、月、日”来作分析，便可明白其明显的失误就是用“属辞比事”来理解《公羊传》的义旨。《春秋》以如此简略的文字记载史事，往往只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不明事件的原因、背景，如何体会其中的褒贬大义呢？他认为应采取赵汸的办法，找出其属辞比事的特点，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要一一穷究《春秋》所载时、月、日书法的不同：同是记大夫卒，明确记日的是“详”，不记日的是“略”；同是记交聘活动，明确记月的是“详”，不记月的是“略”；……孔广森总结的这套“时、月、日”，表面看似乎条理分明，实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历来治公羊学者都承认要总结《春秋》的例，必定是此通彼碍，无法划一。故一向称“《春秋》无达例”，于是，还得讲“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事同而辞异，事异而辞同”，孔广森明知这其中有很多无法说通之处，所以只好说“大抵”云云，这是事先为讲不通之处留下借口。

孔广森自立的“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这“三科九旨”，都是企图深究《春秋》属辞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故只好随时搪塞敷衍。更为紧要的是，孔广森的“三科九旨”只从技术性着眼，相对于赵汸，实是一种倒退。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也就无法由此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鲁隐公元年传文是《公羊传》的开篇，哀公十四年传文则是压轴之作，故何休对它们的解释，特别付出匠心，所阐发的问题更有全局的意义。拿孔广森删改后的新注对比，便可显出二者的高下悬殊。而去掉了发挥“改制”“以《春秋》作新王”这些道理和引申的说法，公羊学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三）“义理之学”重新受到重视的深层原因

庄存与《春秋正辞》取得的成就，是“义理之学”在清代中叶重新受到重视的象征性事件，对此，应当以贯通上下的眼光，对学术风尚变迁的实质性问题作深入探析。首先，说明在考证学极盛的风气下，已经孕育着它的对立物——重视观点辨析、重视哲理探索学术路数的出现。先秦儒学已开创了重视义理和重视考证两种优良传统。孔子学说主张重证据，戒盲从。他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和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11]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的这些主张都为后来古文经学派所发扬，形成实事求是、广搜材料、严密考证的学风。孔子又重视“义理之学”。孔子著《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正”，意义极其重大，而他明确地把“义”即思想观点的正确放在首要地位，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春秋公羊学，就代表大力继承和发扬孔子重视义理之学之一派，由《春秋公羊传》发端，经董仲舒、何休大力推阐，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的历史阐释学体系，在儒家学说中独树一帜。

乾隆年间本来是考证学盛行的时期，庄存与却公开举起旗帜，尊崇汉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他能抓住本质性问题，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公羊学基本命题，作进一步阐释，并强调：“治《春秋》之义莫大焉。”这样，庄存与就把在儒学演进历程中千余年所失落的公羊学说之“微言大义”，重新拾起，并且予以推进，因而引起清代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所以庄存与当之无愧地是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复兴之开创者。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在此时，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派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主潮。不过当乾隆中叶，考证学盛行的风气不会骤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仍然要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

二、双轨并进各守家法社会效果相去天壤

（一）嘉道时期的演进趋势

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孙绶甲，外孙宋翔凤、刘逢禄，他们皆喜谈公羊学说，并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刘逢禄尤能传其学。然则，庄存与之治学并未完全致力于公羊学，他除了撰成《春秋正辞》等书外，又撰有《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仍主古文经传之说。这种治学路数正好反映了由古文经学盛行向今文经学“复兴”相递嬗的时代特点，庄存与也只能完成其与“揭开复兴序幕”的身份相符合的历史使命。他对公羊学说尤感兴趣的是政治性和解释性二者，而对“变革”“进化”则少有措意。他坚决要求拥戴皇室，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13]他大力宣扬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大哉受命，钊至我圣”[14]，并要求铭记皇帝的大恩，“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15]这种特点，不仅与庄存与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学政等显荣职位有关，同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尤大有关系。当庄氏从事著述的时期，封建国家仍保持着其外表的强盛，统治局面仍保持相对稳定，社会矛盾仍暂时被掩盖着，无怪乎庄存与要唱出“君父忧勤，臣子安乐”的颂词。

刘逢禄（1776—1829）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人物。他曾历任礼部主事，故又被称为刘礼部。其主要贡献是，以其历数十年寒暑的探索，重新发现公羊学“以经议政”的重要价值，故独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诸夏，先正京师”，预示着公羊学说将发挥政治力量。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诂释例》是一部在例证丰富严整的基础上精当地发挥义理的出色之作。在此书的《叙》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由庄存与首开其端的清代公羊学，到了刘逢禄手里，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作阐述的具有坚实基础的时代显学。

刘逢禄响亮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并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出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家正统。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一文就是其学术宣言书，集中论述三大紧密联系的问题：一，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拨乱反正莫近《春秋》”。二，唯《公羊传》得孔子真传，其后董仲舒对阐扬孔子学说立了大功。三，他本人的职志，是继承董仲舒、何休学说的统绪，重新发扬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大义”，求得儒家学说中“经宜权变”“损益制作”之要义。他及时厘清以文献归纳方法解释公羊学说的错误理解，纠正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不恰当做法，第一个站出来予以明确批评：“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指明孔广森的错误，堵住了混淆公羊家法、抽掉公羊学灵魂的歧路，指出了继起的学者应该遵循的方向，这对于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刘逢禄再次昌言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点：《春秋》的实质是“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春秋》为百王之法，岂为一人一事而设哉！”《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孔子以褒贬书法寄托了自已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等于为后代治国者确立了根本大法。这些论述表明了刘逢禄的深刻洞察力，堪称继绝起废，而且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学正统，大大提高了公羊学说的地位。

刘逢禄的经学成就实包括内部开掘构建与外部廓清两个方面。对《公羊传》所蕴涵的内容、宗旨，他作了深入的开掘、总结和阐发。在外部，对于常常被拿来作为非难《公羊传》所依据的《左传》《榖梁传》，又揭露其弱点，动摇其地位。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而《公羊传》得其真传，董何之书，一语一言，皆精妙绝伦。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从学术演进趋势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刘逢禄的非凡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梁启超论清代今文学派崛起的历史，称刘逢禄发扬庄存与开创的学术，“大张其军，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而常州学派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16]，实为确评。

刘逢禄还奖掖了青年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两人[17]，实现清代公羊学说的薪火相传，龚、魏两人由是成为嘉道年间思想界的耀眼的新星。龚、魏的重大贡献，是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的时代要求，对公羊学说实行了一番革命性改造，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学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无口过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议。……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8]对于衰世的种种特征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刻画。在《尊隐》这篇著名政论中，他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以“三世说”来描绘专制统治的濒于灭亡。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势力由盛到衰的规律：日之早时，“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9]。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是新鲜活泼的，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观察。

龚自珍

魏源同样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他对公羊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用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还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过封建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因而，对鸦片战争以后局势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他总结公羊历史哲学而形成的“气运说”，极大地帮助他去体察因鸦片战争而引起的新的历史巨变。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所以他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声疾呼了解外国，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大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体、科技知识，成为近代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与上述“议政派”学者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相比较，嘉道时期另外两位“经注派”学者凌曙与陈立的公羊学著作，其特点则可明显地概括为：对公羊学的核心命题甚为隔膜，舍其本而逐其末，详于材料而缺乏时代气息。凌曙（1775—1829），字晓楼，与刘逢禄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著有《春秋公羊礼疏》十卷、《公羊礼说》三十篇。陈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中讲“据乱—升平—太平”，而这些公羊学说的核心问题，在凌曙的书中根本找不到，更不用说加以阐发了。通观凌曙所撰《春秋公羊礼疏》、《公羊问答》诸书，能略略涉及公羊义法者实在很难觅得。舍其本而求其末，舍其大而求其小，是凌氏学术的特点。他说自己治学是“穷其枝叶，而未及宗原”，算是有承认自已致命弱点的勇气。如，《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休注：“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何休注中称“据鲁”“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是讲孔子含有深意地变周历的春季为夏历的冬季，预示着朝代要改变，新局面将出现。凌氏却一引《大戴礼》冬猎为狩之旧说，了无新义；二引毫不相干的伪书《孔丛子》“三统之义，夏得其正”的无根之说，与公羊义法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像这样的疏解，根本不得公羊学的要领，相反地只能把读者引向歧路。

《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曾评价凌曙、陈立著作云：“晓楼盖亦好刘氏之学者，而溯其源于董氏，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清儒学案》编撰者对于学术源流实在隔膜，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暗昧无知，凌曙学术风格与刘逢禄迥然不同，诚如杨向奎教授指出的，刘氏是“贤者识其大”，凌氏是“不贤识其小”。“陈立的《公羊义疏》用力勤而取材丰富，在清人的义疏中，论材料之丰富可称上选，但缺乏断制工夫，以致獭祭而无所适从，更谈不到‘集《公羊》之大成。’”[20]凌曙舍义理的大端宏绪，选择从礼制作疏解，所走的是一条狭窄的小径，所言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陈立与凌曙有师承关系，陈立治公羊学的路数与凌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于凌曙。陈立《公羊义疏》可取之处是，他对孔广森混淆公羊家法的某些说法有所驳正。关于公羊学家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说法，陈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释，而不赞成孔广森的别解。陈立此书虽以“义疏”名，然则疏解公羊学的义理实非其所长，他的兴趣乃在礼制训诂方面，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当代学者评价此书不足以称“义疏”，而应该称“集解”。陈立舍弃了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的大义，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把自已疏解的目标集中在“错综”异例和异辞上。陈立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何休“受命改制”的意思，又去掉了刘逢禄“变”的观点，只剩下卑不足道的文字训诂。陈立不明白公羊学的精髓在于“变”，用变易的观点看待社会、制度等等的演变，故此他对“升平”“太平”诸义，均停留在字面的理解，拘泥刻板之甚。何休提出“三世说”显然是受到《春秋繁露》的启示，并加以发展。陈立不能深刻领会公羊家法，更不善于发挥。像据乱—升平—太平这样对公羊学极其关键而且本该能够有所发挥的地方，陈立的表现实在使人失望，他只作了这样的疏解：“旧疏云：‘升，进也。’稍稍上进至于太平矣。”他的确讲不出什么义理。陈立生活在嘉庆、道光时代，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已日益暴露，时代的要求，是在哲学思想上实现变革，用新的学说批判专制制度、揭露其罪恶。但是陈立却做不到。此一时期若仅有陈立的《公羊义疏》，则公羊学将因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枯萎。陈立著成此书时，中国与外国关系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新的哲学家需要探求世界的眼光，这更是陈立所未梦见。批判专制和认识世界，这两项艰巨任务便需要龚自珍、魏源这样出色的人物来完成。

（二）戊戌维新前后双轨演进的新特点

至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1858—1927）[21]为代表，更将公羊历史变易观与西方政治学说、近代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变法运动，公羊学说因之风靡天下。

康有为

在政治上，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论语注》云：“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22]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1、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运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2、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些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可见，康有为推演公羊三世说的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康有为对公羊历史哲学的发挥比龚、魏大大前进了，龚、魏引申公羊学说鼓吹变革时，还停留在议论阶段，至康有为则将公羊学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他的新“三世说”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使维新运动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个阶级特别是维新派上层是极其软弱的，所以康有为的实质要求又只限于对封建制度实行改良。

康有为在其32岁以前尊古文经，但他不屑于考据帖括之学，他从早年起，就逐步形成了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他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有所认识。1888年5月，他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认为中国应及时发愤变法。同时发愿要创立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力。此后，康有为在广州两次与廖平见面，接受其影响，确立了今文公羊学观点。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正是他抱定救世、变革和吸收西方新鲜学说的逻辑发展。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学伪经考》[23]。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震动一时，形成“思想界之大飓风”[24]，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康有为谈到两部书的关系时说：“既著《伪经考》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25]一部是立意于破，通过攻击长期高踞于庙堂之上的古文经学，而否定恪守古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一是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康有为以其宏大气魄和爱国激情，将议政派的理论创造推向高峰，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公羊三世说改造、发展成为由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

戊戌时期前后以不同路数研治公羊学的学者，我们可以举出王闿运、廖平两人。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室名湘绮楼。他是同治至光绪初年宗今文经学的学者，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十一卷。此书撰著的意图是不满意徐彦为《公羊传》何休注所作的疏，故重新作笺。王闿运并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所以其书未能摆脱经注家的旧轨。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王氏笺：“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按，王氏《笺》所言“二王之后得改元”，“成王绌杞、广鲁”云云，从公羊学来说都是无根之论。鲁隐公元年是传、注、笺的开篇，一开始就表明与公羊家法相乖违。

又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又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王氏笺：“大，谓推之大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按，比较何休注与王氏笺，两者路数完全不同。何休是强调“受命改制”之极其重大、甚至是神圣的意义，新王即位刷新政教、制度有所变革乃是符合天理、天意的事。王氏则从训诂角度言，解释“大”是推之大之，由王正月可以推广到王二月、王三月。而受命改制的“微言大义”，却在他的眼前溜掉了。

廖平对晚清公羊学的作用有二重性，前期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后期却矜奇多变，最后归于荒诞不伦。廖平（1852—1932），字季平，晚号六译。廖平一生著书多至百种，而于清代今文经学关系最大、最有价值者，即在他42岁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学考》《古学考》二书，其先主张古文为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后主张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刘歆伪作，即是他对清代今文经学所作的贡献。梁启超对此曾有评论：“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慨。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26]廖平“尊今抑古”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康有为，使他完全转向今文学，随之又著书立说。至1894年以后，两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为以自已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廖平却不顾自相矛盾，改变自已的学说，并且越变越离奇荒唐。其主要原因是，廖平对公羊学说只是作纯学术的研究，没有继承清中叶以来进步今文学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廖平的学术观点中没有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他对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点非常隔膜，故被学者称为“游离于时代主流以外”。廖平专以“制度”作为分别今古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却没有把握住今文学说的核心。即使在其经学思想“二变期”，当他把今文学抬得很高，斥古文经都是伪造之时，也无法把其经学思想与时代要求联系起来。廖平力主以“素王”说代替公羊家法的“王鲁”说，其实质也害怕从“王鲁”引申出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结论。他强调“以经例推之”，拘守于“《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鲁侯”，若“王鲁”，则“《春秋》有二王”。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必然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三、双轨并进景观在哲理上的宝贵启示

拓展“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公羊学的生成史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其标志，其后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示出其哲理的深度、创造的精神和独特的风格。而其后千余年殆于澌灭，它到晚清竟奇迹般地“复兴”，并且形成几代学者治学路数迥异、双轨并进的景观，不啻为清代学坛大大增色。今天，我们以“创造性阐释、创新性发展”为指导思想，对于这些丰富的内涵深入探索和总结，无疑在理论上会大有收获。至少在以下三项，我们在哲理上能获得极为宝贵的启示。

其一，深刻认识公羊历史阐释学何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其根源在于所阐释的经典具有宝贵价值和精深的内涵，其基本命题与民族的历史走向关系极大，因而阐释的成果能产生强烈的反响。《春秋公羊传》所阐释的是对华夏历史文化演进方向关系极大的《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强调拨乱反正，主张“改制”、进化。春秋公羊学者视孔子是政治家，《春秋》是一部政治书，寄托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政治理想，是“为后王立法”。又认定历史是变易的，社会是进化的，从短时间范围言，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从长的历史范围言，可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时代在变易，各项制度也要随之相应改变，所以强调“变革”，强调“改制”。而且这些“为后王立法”“变革”“改制”的道理都是通过简略的文字来表达，所以要究明“微言大义”，要把握书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每一时代的公羊学者都应根据自已的时代感受来发挥、注入新思想，阐发新道理。这就是“公羊家法”，它始于《公羊传》，历董仲舒、何休，一直贯穿到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公羊学者。这套阐发“微言大义”、主张“改制”的家法，是今文公羊学派区别于重历史故实、重名物训诂的古文学派的实质所在， 由此彰显出其独特的智慧和风采。

董仲舒

其二，深刻认识公羊学家在历史阐释上取得成功的奥秘是在把握学说精义的同时，又善于做到切合时代的需要，捉住时代的脉搏，创造性地对核心命题加以发挥。公羊学说在西汉盛行一时，就因为董仲舒阐发的“大一统”“改制”“更化”的理论主张，符合汉武帝时代巩固国家统一和兴造制度的需要，由此因缘际会，公羊学说第一次跃居时代舞台中心，成为政治上和学术上指导思想。到了清朝乾隆末年又达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清朝统治已由盛转衰，时代大变动行将到来！此时的思想文化界，首先迫切需要在时代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从因循保守、麻木沉闷的状态中改变过来，树立变革、进取的观点和为社会寻找出路、摆脱危机的使命意识。主张进化、倡导变革进取的公羊学说便成为有识之士的思想武器，他们大力发挥其“以经议政”“拨乱反正”的威力，结合时代的感受，发表“警世”的言论，而且几代学者递相传承，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锐利。这些唤起人们从“醉梦升平”中惊醒、立志变革图强的言论，包括：在政治上揭露专制统治的祸害和官场风气的恶浊。在社会观察上揭露封建官府、豪绅地主对民众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困苦不堪、流离失所。在学术风尚上批判烦琐考证学风空疏无用的严重弊病。至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呼吁认识中外关系的空前变局、跨越长期互相隔绝的鸿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在民族空前危机推动下，将公羊三世说与学习西方民主共和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作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这样，从庄存与、刘逢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几代公羊学者吸收了时代智慧，将公羊学说锻造成为晚清时期极富创造活力的哲学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的进步，因而再度风靡于世。反观从孔广森开始，几代拘守文献考证路数的学者所写的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他们由于不能把握公羊学说中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精华，缺乏批判精神，因而使公羊学说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在哲理上陷于枯萎。杨向奎先生在《清代的今文经学》一文中批评孔广森、凌曙、陈立三位文献考证派的弱点是罗列众说、缺乏断制，舍其大而识其小，多卑微不足道，确实切中其要害：“孔广森实非公羊学大师，谈‘三科’迷途，论‘九旨’失路，刘申受始续邵公之业，注意到《公羊》义法而略于典礼训诂，此所谓‘贤者识其大’也。凌曙……喜好《公羊》，但改变了刘申受的学风而注意于《公羊》的礼制，多卑微不足道，可谓‘不贤者识其小’。原《公羊》中的礼制或寓有褒贬义，但殊难发挥；‘三科九旨’之言枝叶扶疏，寓历史变化于三世之中，盖调停先王、后王之折衷论者，在保守的儒家学派中亦新奇可喜，影响大而变化多端。舍其大而逐其小，是凌、陈学风”[27]。

其三，为建设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近年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备受学界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中国学者重视历史阐释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因为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对于经典的理解，对学者的成就或对一个时代学术的评价，或是学术的传承，都不能离开“阐释”。传统典籍，如《周易》《诗经》《老子》等，都有值得关注的成果。而传承最有特色、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并且对社会政治领域和学术思想影响最为巨大的，则非公羊历史阐释学莫属。今天我们要大力建设“中国学派”，推进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建设就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光荣任务，而包括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在内的公羊学说演进史，就能为此提供宝贵的思想史资料。

近年来这一学科建设取得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张江连续著文论述“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28]两个对立概念。张江的论述体现出当代中国学人的创新热情和担当精神，他针对百余年来西方文化界对“历史阐释”运用的大量成果进行“反思和批判”，肯定了许多学者所具有的“惊人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严肃地指出其本质性的严重缺陷：“引导20世纪西方主流阐释学，构建起以反理性、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总基调”，“走上一条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29]。张江的文章作了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项，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线。“公共阐释”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其基本特征有六项，即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我们详审上述观念即能体会到：理论的概括确实具有从具体达到抽象和纲举目张的意义。同时又能明白，这一理论要增强其说服人的力量和发挥指导学术研究的作用，还需要与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生动例证结合起来。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迥然不同的两种阐释路数，恰恰一正一反，证明自庄存与至康有为等学者之所以能对公羊学义理大力推进、演出有声有色的场面，就在于符合“公共阐释”的诸多特征和要领。

由《公羊传》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到何休推进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构成公羊学“张三世”的重要命题，庄存与《春秋正辞》中对此有恰当的释读，很符合于“公共阐释”所指理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的要求。其论云：“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30]《公羊传》所讲的“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原意是，孔子修《春秋》因年代远近不同，所据材料详略不同，事件、人物与记载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故在用辞上自然有所不同。然则其中包含着不应将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的、死板的整体，而应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阶段这一可贵的合理因素。庄存与采用了董、何的解释，“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说因时代远近不同，“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故采用异辞，使之符合于人伦名分。《公羊传》又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31]说明孔子修《春秋》，对定、哀两世，因与现实太近，故多忌讳，而采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让当日国君读了这样的记载也无法找到把柄，断定他有罪。然而，后人却能根据他用辞的曲折微妙，去探求深切的寓意。故说：“屈信（同伸）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以上论述均明确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对“三世说”的解释，甚得公羊学说之要领。

而文献考证派学者之所以在理论上苍白无力，陷于平庸、枯竭，就因为落入场外征用、主观预设一类窠臼。孔广森抹杀今古文界限，陷入严重的误区，正好为“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对立提供生动的例证。孔广森作为朴学家，对于古文今学一向推崇，甚为欣赏《左传》那样的注重史实的风格。他选择了一项对自己并不适合的课题——公羊学，他认定的努力方向是要纠正何休的“缺漏”，在今文、古文中求折衷。所得的结果实与其愿望相反，于古文无补，于今文则混淆了公羊家法。孔广森主张三传平起平坐，一样看待：“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诋也。”此即成为他把古文学派的家法引入今文学派的理论根据。他把折中、弥缝作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害怕按汉代公羊学者的解释而与《左传》《穀梁》造成分歧，落下被人指责的把柄，故有如下一段评论：“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知识之年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已。”[32]孔广森所严词指责的“重诬其师”、“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云云，实则都因为不满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而发。训诂考据的学术路数严重地限制了他，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决公羊学者借解释《春秋》而发挥的改制之说。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是要讲王者必“改制”，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正朔要改，服色要改，所保留祭拜的古代帝王也要随之改变，这一切即意味着治国制度也要有新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权面临的新情况。“周王室”原拥有号令天下的全权，随着《春秋》假托以鲁为新王，“周”的地位自然下降。故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三者都是指时代改变、制度也要改变的意思。孔广森局限于训诂学的方法，严重地障碍了他，使他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孔广森抹杀今古文界限，折中、调和的种种说法，联系到“强制阐释”所具有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等项特征来理解，其错误的实质就更加明显。

由此证明，公羊学说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体系，确实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理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不但如此，由于公羊学说独特的哲学内涵、历代出色的公羊学家理论创造精神和这一学说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它无疑又能为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一个优质富矿，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和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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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65页。

[17]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魏源字默深，书斋号古微堂。

[18]《龚自珍合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19]《龚自珍合集》第一辑《尊隐》，第87—88页。

[20]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见《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21]康有为号长素，又称南海先生。

[22]康有为：《论语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页。

[23]据梁启超所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

[24]不久清廷即下令禁毁，1898年、1900年又两次严令毁版。

[25]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页。

[27]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第351页。

[28]”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9]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30]《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

[31]《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

[32]《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皇清经解》卷六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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